大变局叠加大变革,这场国际传播研讨会信息量极大!******
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 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媒介生态不断变革,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当大变局叠加大变革,如何认清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海外华文媒体的相关负责人与权威专家学者一道,把脉新时期国际传播的“道”与“术”。
以下为部分嘉宾观点摘录: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
要认清当前网络国际传播的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表示,当前,网络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主战场和主渠道,但要看到,在全球事务中,怎么充分发挥和表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在内容生产上还有短板;此外,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我们缺乏自主可控的平台。他提醒,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
应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应认识到,国际舆论已经不是西方舆论,除了关注世界格局变化之外,我们应该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关注这些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他还提醒,国际传播应瞄准海外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
国际传播话语方式应该“变中求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认为,如今,国际传播态势发生的变化之一是,懂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表述方式也出现了新诉求,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的话语方式,“中话西说”既要注意适配已经适应外语表达方式的海外华人需求,还应该研究如何向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人做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4个i”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表示,在人类面临更多不确定和挑战的今天,如何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真诚对话,实现互鉴互学、和而不同,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议题。“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她将讲好中国故事概括为“4个i”:Initiative Narrative of China:原创价值的中国叙事;Innovative Story-Driven Database:故事导向的数据创新;International Public-Service Platform:面向国际的公共服务;Intellectual-Property Development Strategy:聚力IP的发展策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
国际传播应“入眼”“入心”“可持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表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融合开展国际传播,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他表示,普通公众可以通过国际社交媒体,以个体身份进入社会信息的交互传播,其所在国家的政府和传统主流媒体对于个体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如过去那样巨大。国际传播活动要把传播的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
突出侨海特色,用“新”讲好中国故事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重视发掘“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此外,重视出圈出海的新渠道,探索以网为媒、以人为桥的国际传播新范式,发挥人脉建设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
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
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表示,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他认为,要快速准确地抢占话语阐释权,并力求把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要从受众出发,考虑到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文化习惯,还要让外国人讲,积极联系外国政要、智库专家、大V、网红以及Z世代年轻群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让有影响力的人影响更多普通人。此外,做国际传播,还必须寻找共同的关注点和关联处。
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
互动式话题设置能为正能量内容传播发酵赋能
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说,微博有5.82亿月活用户,遍及海内外。微博具有独特的广场式社交特点,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地带动用户参与话题的讨论,也为推动正能量内容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发酵赋能。
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
用短视频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
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作为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短视频能够降低用户获取信息的门槛,帮助用户更快速地了解资讯内容,应利用短视频快速、简单、易懂的特点,采取多种传播手段并邀请专家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让政策能够更好地向下传播。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
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表示,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将加强策划,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突出话题特色,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凸显“一国两制”事业的行稳致远。
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
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
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时不能自说自话,民间传媒的角度不能太官方。他还表示,礼让谦和、避免冲突是我们的伦理基础,但是舆论恶意攻击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所以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这不仅会赢得国家尊严,同时也会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赢得空间。
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
华媒在海外发声特别要讲求公信力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公信力十分重要。她表示,海外华媒要有影响力,就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例如,不能为了博取某些外国人的关注,就故意贬低中国、抹黑中国,也不能为了网络舆论造势,故意贬低所在国。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
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他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的接受度高、敏感度强,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在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他们也能获得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应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
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的最好桥梁
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海外华文媒体不仅是华侨华人故事的记录者,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他介绍,近年来,鹰龙在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
华媒发声,要善于进行有亲和力的国际传播
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说,海外华侨华人现在已经无缝对接国内的新闻渠道,如今,海外华媒的工作重点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华侨华人对中国的看法,华媒的传播优势和着力方向在于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
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
讲好中国故事,先要理解国情和历史
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表示,当前世界进入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舆论斗争非常复杂,越是困难越需要沟通对话,越需要国际舆论引导,越需要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她表示,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华裔青少年的教育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国际传播要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影响,传播者在内容编辑与编排上要与国际接轨,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传播方式上,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向“一起讲”,从“讲历史”转向“讲现代”和“讲未来”。此外,应该重视华裔青少年群体,让他们学好中国文化,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
中华文化类节目让澳门观众感受到祖国一家亲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表示,澳广视积极将内地的新闻资讯、文化信息传播给澳门市民,并积极将澳门和内地的声音、形象传播出去,以理晓悟,建构文化桥梁。她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完)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大发平台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