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金融支持政策精准发力,给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机遇?汇丰由此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云峰:从2007年首批外资法人银行获批成立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成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最近十年,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不断提速,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等多个层面享受到“国民待遇”,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
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不仅令中国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过去十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增长超过50%;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增加了2.4倍。
中国市场是汇丰集团全球重要的战略性市场之一,汇丰集团长期致力于在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之间搭建金融桥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业务板块不仅涵盖银行、保险、基金、证券、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还是唯一的通过村镇银行持续服务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国际性银行。
从商业银行领域来说,过去的十年也是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我们的业务规模和服务范围持续拓展,资产总额和员工规模接近翻番,持续保持盈利,成为了内地规模最大的外资银行。
中新财经: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给汇丰全球业务带来哪些影响?跨国金融企业需如何应对当前新变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
王云峰:从全球来看,受地缘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走高,导致通胀升温;加上全球多个市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整节奏加快,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全球利率上升也带动了金融机构净利息收益的增长。
作为一家拥有150多年经验的国际银行,汇丰经历了多轮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震荡,拥有丰富的应对经验。我们一方面专注自身的优势领域和具备高潜力的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凭借我们的跨境联动优势,协助全球企业拓展业务,管理风险。
作为一家高度国际化的机构,跨境联动始终是汇丰的优势和业务侧重所在。汇丰集团超过四分之三的对公客户收入源自与我们国际网络相关的活动,将近一半的对公客户经营跨国业务。去年,汇丰集团宣布将在亚洲市场投资约60亿美元,加大对中国等亚洲重点市场的业务布局。例如,在集团重点发展的25个投资和贸易走廊中,几乎一半都与中国有关。
中新财经:根据汇丰业务情况,从全球视野看,塑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有哪些新领域新赛道值得关注并布局?
王云峰: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占比已经超过18%。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尤其是新经济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推动创新与变革。汇丰中国长期关注和支持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我最近拜访了不少新能源、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行业客户,真切地感受到新经济行业朝气蓬勃,方兴未艾。
为了更加精准地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最近推出了外资行首个“专精特新”企业专项支持计划,未来两年将提供总计人民币30亿元的信贷及金融支持,支持中小企业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发展。
不仅如此,汇丰围绕科技创新型企业不断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已经推出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大湾区医疗信贷基金和中小微企业专项基金等多项计划,还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重点服务科技、医疗等新兴行业。希望通过多方位的举措,支持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和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协助中国企业在世界的“新赛道”上发挥竞争优势。
中新财经:中国正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汇丰积累了丰富的绿色金融服务经验,会如何发挥这一优势服务于中国金融市场?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近几年,中国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了推动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生力量。
汇丰致力成为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国际领先银行。在中国内地,我们持续加大对绿色金融领域的支持力度,不仅在资产组合中增加了绿色产业的客户比重,还从资金支持上进行倾斜,满足绿色低碳产业的融资需求。
今年5月,汇丰推出了市场上首个“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信贷基金”,为区内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5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目前,信贷额度的使用情况进展良好,已经为吉利汽车、广州地铁等多家企业的新能源业务、低碳减排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此外,我们还通过对绿色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与客户、行业一起,共同推动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去年6月,汇丰在国内推出了外资银行中首个面向企业客户的绿色存款计划,帮助企业将盈余资金投放于绿色低碳项目。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对此,您怎么看,预计将给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市场机遇?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将继续为跨国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0%,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中国经济克服多重超预期冲击的不利影响,主要指标恢复回稳。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汇丰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每年都会面向海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今年的结果显示,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一方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扩大的财富管理需求,这些增长动能,将持续支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资本市场开放、制造业升级等发展战略,正在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带动本地企业参与到国际循环中,这也为外资银行更充分地发挥国际网络优势提供了广阔空间。
汇丰对在中国市场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接下来,汇丰将继续投入和深耕中国市场,2020-2025年,汇丰集团在中国内地的新增投资有望超30亿元人民币。我们将发挥好作为国际银行的优势,继续担当好金融桥梁的作用,为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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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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